青山下，碧水边，有一片红砖灰瓦房，那是工厂的住宅区，自然形成的一个小镇。虽说是寻常巷陌寻常人家，却也有可爱的人物、感人的故事。

铁塔叔叔

铁塔叔叔姓王，住在我家后面那排房，我们常在他家门前的那个胡同做游戏。

他一米九的大个儿，长得膀大腰圆，又黑又壮，像一座铁塔，小伙伴们都称他为“铁塔叔叔”。20世纪60年代，铁塔叔叔从部队复员到我们厂当工人，快乐的天性使他喜欢屈尊加入我们的游戏。

一个春风沉醉的傍晚，橙红色落日溅起一天霞光，映照着我们的脸庞。我们扯成圈，边跳边唱：“白猴头，红松塔，马鹿狍子绿头鸭；狗枣子，山茄子，小心碰上黑瞎子（黑熊）……”淡灰色的暮霭中，叽叽喳喳的麻雀飞过头顶，一座铁塔移过来，蹲下来，笑眯眯地说：“小嘎子们，咱们玩‘打提溜’吧！”说完，他伸出两支粗树枝似的手臂，让四个胆大的孩子一边挂两个，然后慢慢站起来，慢慢旋转，越转越快，像现在的空中旋转飞椅一样刺激，惹得小伙伴们又笑又叫，犹如晚风拂过铁塔的风铃。

父亲与铁塔叔叔同在制材车间的板院工作，负责运材、装车。运材是把加工好的板方材从车间运到板院——存放成品材的地方。这中间有几百米的距离，运输工具是轱辘马子（轨道上带有四个铁轱辘的人力推车）。据父亲说，轱辘马子上码有一人多高的木材，两个人一组，推起来很费劲儿。可铁塔叔叔却喜欢“单干”——他一人推一个轱辘马子，只需要在启动时有人帮他推一把，他就能把一车木材推得轰隆隆响，像重型坦克驶过绿草地。

铁塔叔叔装车的情景我是亲眼所见。装车是个重体力活儿，有时限要求，到点火车就一声汽笛，告别绿树深处的红松故乡，奔赴祖国各地，建工矿、校舍、营房……

那是个夏日的中午，我去给父亲送饭，捎带着铁塔叔叔的饭。各家的菜肴五花八门，但主食却出奇地一致：白面馒头。那个年代每人每月才供应五斤白面，家家都知道装车是繁重的劳动，吃饱了才有力气，都把最好吃的送到生产第一线。一群壮汉坐在木板垛上“野餐”，饭菜的香气还没有散尽，他们已是风卷残云。父亲吃了五个馒头，铁塔叔叔吃了十个！

别看铁塔叔叔的饭量是常人的两倍，可干活也一个顶俩。又粗又长的方子别人扛一根，他扛两根。太阳火辣辣，铁塔叔叔赤着上身，只戴一副垫肩，铁锚似的大手扣住方子，稳稳地踏上跳板。跳板一步一颤悠，颇有些吃力。上下往返，铁塔叔叔脸不红，气不喘，只是古铜色的后背上流下汗水，滋润着黑土地。

铁塔叔叔因工作出色，年年被评为厂劳模先进。他家有一个圆形的饭桌，金黄色的桌面上绘着朝阳、木垛、待发的运材火车，下面有六个红色的美术字：奖给劳动模范。

观音婆婆

我们生活的小镇位于小兴安岭南麓，镇上的居民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末，为创建一个大型国营工厂汇聚而来。他们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却敬奉同一个“神”——观音婆婆。

其实“观音婆婆”不是神，而是一个接生婆——老李太太。她50多岁，中等个儿，灰白头发，红润脸庞，一双细长眼睛笑意盈盈。那些林区的建设者们，他们的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大多是在观音婆婆的双手上发出第一声啼哭的。她心肠好，技术高，因此赢得了小镇居民们的普遍尊敬，人们亲切地称呼她为“观音婆婆”，令人想见慈悲为怀的菩萨模样。

我们家兄妹几个都是由观音婆婆接生的。那时候观音婆婆还很年轻，我对她有深刻印象的是我哥哥的儿子出生时。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初夏的上午。我们家窗前的芍药马兰蝴蝶梅红黄蓝紫白，花光辉映小院，太阳一照越发鲜妍。隔着一道矮篱笆是小菜园，里面红繁绿盛，不知谁家的蜂蝶纷纷飞过来，沉醉在风中的花香里。

面对菜园站着三个男人：父亲、哥哥和我。屋里有三个女人：母亲、观音婆婆和临产的大嫂。时间如绿皮小火车隆隆驶过，明亮的太阳已爬得老高，可屋里却静如古寺，因门窗紧闭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我们的心情不由得焦灼起来，这可是“儿奔生，娘奔死”的危急时刻啊！

三个多小时过去了，突然，屋里隐约传出婴儿的哭声，我们都长吁了一口气，仿佛筋疲力尽的溺水者终于爬上了岸。屋门吱地一声开了，观音婆婆脸色通红，鬓角上挂着汗珠，微笑着说：“恭喜恭喜，生了一个胖小子！”随后出来的母亲却脸色苍白，连声道谢，从兜里掏出10元钱递过去，手却一直在抖，像树叶遇到风。

后来听说大嫂分娩时胎位异常——是立生——脚先出来。立生很危险，幸亏观音婆婆经验老到，及时处置：一边安抚产妇情绪，一边教她如何用力，一边采取相应的助产手段……经过生死边缘的煎熬，小宝宝终于平安降生。

已近中午，观音婆婆谢绝了母亲吃午饭的挽留。我们全家人怀着感激之情送她出院门，目送她走在暖融融的阳光里，身后飘来婴儿的啼哭、花儿的香气。

时代发展到今天，装车机械化，接生到医院，一切都越来越好。但我也会时常想起铁塔叔叔、观音婆婆那种踏实劳动的画面，怀念青山脚下、碧水之滨的寻常巷陌寻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