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在广州天河体育场进行的2019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30轮比赛中，广州恒大淘宝队主场以3比0战胜上海绿地申花队，夺得第八冠。新华社记者 李明摄

　　但降薪最终能否发生，两位专家都觉得说不准，毕竟中欧足球生态逻辑、谈判机制等都有不同。

　　张庆认为，俱乐部会慎重考虑，“中国企业投资俱乐部，不是严格意义上按照一个投资生意去经营，所以疫情之下不会单单从收益成本损失的角度去考虑，还要考虑决策出来后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

　　还有媒体人指出，对不同俱乐部要分别而论，一些中小俱乐部普通球员的薪资可能并不高。安寿志也提示：“一些因财政困难已存在对球员拖薪或欠薪情况的俱乐部，如果贸然提出降薪，可能会激发原本已存在的薪资矛盾。”

　　3月11日，德甲第21轮比赛，门兴格拉德巴赫队主场以2比1战胜科隆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比赛空场进行。新华社发（乌尔里希·胡夫纳格尔摄）

　　降薪是个复杂的决定，如果最终施行，协商必不可少。一方面，多位受访对象都提到，当前缺少一个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机构，疫情下更加凸显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中超联盟的迫切性。

　　另一方面，就实际情况来说，安寿志介绍，如果球员合同有约定不可抗力或时势变更的条款，俱乐部和球员可按照约定进行调整；如果没有约定，则应当按照友好协商的原则进行沟通。他还建议明星球员发挥表率作用，俱乐部管理层也可主动降薪。

　　“无论降还是不降，都应当依法进行，各方的权利都应当受到尊重。”安寿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