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改变的人与城

　　1月11日，首园运动公司制冰师刘博强在位于首钢园区的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作业。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璇/摄

　　聂亚栋制图

　　2019年2月4日，除夕，立春。

　　2022年2月4日，立春，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开幕。

　　从这个春天到3年后的春天，冰雪的故事将会从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冬奥赛区加速铺陈，由人讲述，由城市记载。

　　变化，从2015年7月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便已开始。轧钢工人转型为冬季项目国家队服务的制冰师，水立方的游泳池上将“冒”出个冰壶场地，留不住人的村庄盼来游子回乡创业，一片雪让曾靠步行就能丈量的小城“长大”一倍。

　　“我们非常确信工程将按时完工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取得成功。”春节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完成了冬奥赛区的考察，被他点赞的“中国效率”背后，正是具体到个人身体力行的“冰雪梦”，才拼出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期中答卷”。

　　在火与冰之间迁徙

　　从北京天安门沿长安街西行18公里，曾是钢铁的世界。

　　1919年，北洋政府筹建石景山炼厂，开启首钢的百年历程。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我国重要钢铁产业基地，奠定了北京工业的基础。

　　姜金玉人生中已有21年在首钢度过。早先，她是令工友羡慕的“空姐”，这位“空姐”通常窝在厂区一隅某个离地30米高的天车驾驶室内，在高空探出半个身子，捕捉信号工在地面比划的手势，然后操纵红红绿绿的按钮和手柄，将硕大的铁钩探下，吊起大到火车皮、小到车床上10公斤的螺栓。

　　“就像抓娃娃机。”在无人天车已经投入使用的现在，反倒是街头被年轻人簇拥的娱乐机器能让人“秒懂”姜金玉“天车女工”的过去。

　　轰鸣的钢铁厂内，女工就算稀罕。“一车间四十来口子人就两个女工”，可套上肥大的深蓝色劳动布工服、走路不直溜儿，“女工也没了女人味儿。”陷入回忆的姜金玉，现在的岗位是讲解员，化着淡妆、穿着收腰西服，“比原来像女人”，却少了当年“也不知打哪儿来的自信”。

　　变化从那场波及10万人的迁徙开始。

　　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胜利召开，首钢完成了史无前例的搬迁调整，从石景山迁至渤海湾曹妃甸。

　　24小时灯火通明的厂区，熄了火、灭了灯、停了响，和姜金玉一起选择留厂的工友都怕分配值夜班，“感觉厂子突然变大了，没什么人，夜里会害怕。”同样选择留守的刘博强也记得那种安静，当生产的声音退去，他才意识到别人总说他“嗓门大”不是挑理，“偌大的车间，‘嗷’一嗓子就有回音。”

　　生产时的热火朝天，轧钢工人刘博强最有体会。1996年进入首钢后，他便常年在40多摄氏度的环境里工作，若离冒着红光的钢坯、钢锭五六米时，就能感到脸上要被烤掉皮。停产后，刘博强留守园区负责中央空调的安装和维护，这个机会让他接触到制冷，也为他日后成为一名专业制冰师埋下伏笔。

　　当时，未来于刘博强而言就像人去楼空的厂房，一眼能望到尽头。2017年7月，报名学制冰的通知下到班组。“咱是要做冰棍吧？”刘博强一边开玩笑，一边怀着好奇心报了名。这是他命运的转折，更是首钢寻求转型的实际动作。

　　2022年北京冬奥会，让这片沉默许久的工业遗迹有了生机——曾经贮藏物料的筒仓目前已成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而300米长、60米宽的精煤车间厂房也被改造为国家冬奥训练中心，旧厂房被“切分”为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及冰壶3座国家队训练馆，旁边的运煤车站则改造为国际一流的冰球场馆。

　　首钢“四块冰”为制冰师刘博强提供了用武之地。

　　初学制冰正值北京盛夏，室外气温30多摄氏度，刘博强第一次踏进首都体育馆冰场，后背挂的汗“嗖”一下没了。学习制冰、扫冰的3个月，感冒是常态，即便至今，他的防寒服里仍揣着藿香正气水。

　　因冰壶比赛对冰面要求极高，能完成冰壶场地扫冰、制冰的刘博强任务繁重，在运动队训练密集时，他常在冰场一待就是一天。但他“要求”自己得像打了鸡血一般，“我粗略打听了一下，能把冰壶冰面做好的制冰师，全国不超过两位数，所以，我盼着参与冬奥赛时的冰面维护，要能实现，我人生至高点也就在那儿了吧。”

　　从火往冰迁徙，是大部分留厂职工共同的命运轨迹。“首钢转型不仅是产业转型，更是首钢人的转型。”刘博强提到的，是从工业体系跨入服务业时突然冒出的“别扭”，也正是这点“别扭”，激发出更多可能。

　　厂区标志性的3号高炉，停产后成了外界阅读首钢历史的扉页。给中小学生讲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了姜金玉的新工作，原本说话“倍儿泼辣”的她在孩子面前颇具亲和力，“当讲解员，外形得过得去，女人温柔的一面也得展现。”

　　真正改变她的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2016年4月，姜金玉成为园区服务公司冬奥物业事业部讲解员。不会化妆，她早上5点起床画两个小时眉；不能丢人，她学会上网，恶补冬奥知识和首钢历史；在家洗碗亮开嗓子背词，没接待时坐着犯愣，心里也在背词。可到了讲解现场，一见领导，紧张的情绪又出来捣乱，“以前在车间，接触最大的官就是班长”，“怕说错”的压力折腾姜金玉瘦了10公斤。

　　3公里的参观线路走了一遍又一遍，最多时一天走14遍，姜金玉的信心也随着参观者的好评攒了起来，“等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来时，心提到嗓子眼儿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首钢8.63平方公里的区域，于姜金玉而言，曾是相对封闭的小社会，现在已成了她发挥潜能的大舞台。

　　作为北京市城六区内唯一可大规模、连片开发的区域，地铁1号线、S1线、M6线以及多条规划线路都将让这片土地与外界更加密切。背靠原首钢电力厂冷却塔的首钢滑雪大跳台，除了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唯一一个位于市区内的雪上项目举办地，也将在赛会结束后，继续用于比赛训练及大众冰雪运动的推广。

　　停产后，姜金玉曾去私人超市打工，看见浑身带刺味道奇臭的榴莲，好奇又不敢问，“怕被笑话”，一次偷偷尝试后便喜欢上这种反差。如今，她把榴莲当作微信头像，正在酝酿自己令人惊艳的反差。

　　从水立方到冰立方

　　从故宫中轴线往北20公里，原先偶有菜地点缀在荒林里。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国家体育场（鸟巢）与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在这里拔地而起，传承着古人眼中的世界“天圆地方”。

　　如今，鸟巢、水立方又将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服务。在它们北侧，仅用了8个月，国家速滑馆已实现结构封顶，预计今年年底，22条“冰丝带”即将飞扬。可北京“双奥城市”最具象征性的部分，仍落在一圆一方两座建筑上。

　　2004年，杨奇勇参与水立方建设时，拆迁基本完成，正是四处破土，等待奇迹矗立的时候。

　　据资料显示，整体建筑由3000多个气枕组成的水立方看似轻盈，但真正承担受力、支撑起水立方墙面和屋顶的钢网架极为繁复，要将9843个焊接球、20670根杆件节点准确就位，焊接是头等大事。

　　现任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的杨奇勇当年还是一名“青涩”的工程师，他记得，因对焊接技术要求极高，最初一天只能弄几个节点，“稍有差错，无法按期交工”。团队迅速改善安装方法，焊接速度由一天四五根迅速提高到上百根，最高时达到230根。同时，几乎调用了当时全国的焊接工资源，筛选出200多名技术过硬的工人加班加点，“每条焊缝要求工人实名制负责”，才在一年半后，“一切像电脑模拟里面做出来的一样”。

　　2008年北京奥运会，游泳、跳水、花样游泳等水上比赛项目的历史时刻都留在了水立方。而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水立方将变为“冰立方”，承接冰壶和轮椅冰壶比赛项目。

　　在泳池上架设冰壶赛道，水立方又开创了历史——将在保有水上功能的基础上新增冰上功能，即在比赛大厅中部通过搭建可转换结构及安装可拆装制冰系统，配合升级后的空调、除湿系统，完成拥有4条标准赛道的冰壶场地，这在冬奥会历史上还是首次。

　　冰面的稳定性和冰面质量的控制是最大难点，可几乎找不到一套完整的、成熟的指标体系来参考，杨奇勇强调，“不仅得注意赛时保障，更得关注赛后利用。”

　　体育场馆赛后利用的世界难题，在2009年落到杨奇勇肩上，“我成了生意人”。可理科生杨奇勇不愿成为普通的生意人，虽然2009年后游客人数大幅下降令他感到在黑暗中摸索的孤独，但他坚持“体育”是场馆的核心，尤其被赋予宏大意义的奥运场馆，必须服务于公益性很强的全民健身。

　　水立方没有窗户，外形像一个精美的礼盒，总出现在游客的相片上，但里面的模样一度鲜有人探究。自从对接社区和学校后，杨奇勇发现，上班等电梯成了难事儿。水立方北侧的电梯，通往工作人员的办公区域，也能通往对外开放的游泳区，“很多大爷大妈还有孩子在这儿游泳，也来挤电梯，熟门熟路。这时能感觉到，奥运场馆真为老百姓所用了。”

　　解了题，杨奇勇又盼着创新。

　　冰水转换正是对场馆赛后利用的探索。同时具备水上和冰上两类功能的场馆，可满足春夏秋以水上功能为主兼顾冰上项目，冬季以冰上项目为主，兼营水上项目的要求，“这个技术和思路的出现，将惠及全国同类场馆。”且新建的南广场地下冰场，也将于赛后作为冬奥遗产保留，用于群众冰上运动培训和体验。

　　从2008年到2018年，杨奇勇能感受到奥运对北京城市建设、体育发展带来的巨大提升，而冬奥会筹备的整体思路则明显倾向于节约、可持续及对老百姓的影响力，“双奥城市，我们得比之前更聪明”。

　　水立方的冬奥改造工程已于2018年12月26日启动，预计将于2020年7月完成永久设施改造任务。2022年冬奥会后，杨奇勇想在水立方组建一支冰壶队，“赢的人给输的人买一杯啤酒，我这水平，看来以后不愁没酒喝了。”